近期博物館正在舉行的“翰墨薈萃——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展出了分別來自波士頓美術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納爾遜藝術博物館和克利夫蘭美術館所藏的 60 件中國古代書畫珍品，它們涵蓋了五代、宋、元 400 多年的時間跨度。其中有很多傳世名作，或氣勢磅礴或灑脫孤逸的山水、纖毫畢現的花鳥、細致入微的人物，包括傳統上評價相對更低的宗教畫，匯聚一堂，五代和宋的精美工巧與后來被稱作“文人畫”的隨性風格并存，同時也仿佛提醒我們再次思考是否要以一直以來的評判標準去認識它們。用高居翰的話說，即：“我們早該重新審視曾被奉為圭臬的狹隘教條，認識到這不過是少數男性精英群體特殊的、‘教養過度’的品味。而那些早期畫院畫師和專業畫家們的賦色豐富、繪法寫實的花卉作品，相較之下，值得更多的重視和更高的評價。”

宋畫注重“物的外形”、重寫實，元畫不求“形似”，重寫意，是在明代董其昌建立的繪畫理論基礎上簡單得出的劃分模式，也就是說，人們從宋代以后開始不追求“畫得像”或“畫得不像”，進而由于董其昌和他的信服者逐漸主宰了繪畫的討論，其觀點幾百年來一直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今天即使對繪畫并無多少了解的某個普通人也能告訴你：“畫得不像比畫得像更高級。”業余文人畫比職業畫家的畫高級，山水比花鳥人物高級，水墨山水比青山綠水高級，水墨比工筆高級，細致的描繪、精湛的技術比不上任意隨性、疏朗拙樸??這些是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常聽人說的論調，但逐漸有所懷疑，后來越來越覺得這不過是由對古人本意的斷章取義以及不求甚解的發揮而來的誤讀和人云亦云，甚至有時候不過是技藝無法達到更好的人樂于、便于拿來使用的借口。

美國著名藝術史家高居翰在其著作《隔江山色》里細述了宋至元代畫壇的變革：早在 11 世紀晚期，一群業余的文人畫家崛起，開創了一個新的繪畫流派;隨著蒙古人的到來，經濟頹靡、國家凋敝，漢人知識分子抑郁苦悶，寄情于詩書，他們也使用那種比起技術更看重精神氣質的風格畫，內心世界代替客觀世界景象，成為描繪的主體，在畫中流露出漠不關心的逃避心理;職業畫家則得不到贊助，畫院衰微精致靡麗的裝飾畫風容易惹起非議，因為大家往往把南宋的畫風與政治上的不振聯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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